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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焄︱《庋榢偶识》中的书人书事

更新时间:2019-08-25 15:01:37  点击数:4158

现场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行走在七彩丘陵上,录制视频者感叹“我破坏了六千年的(原始地貌)”。另一段视频中一人光脚刨开表面的沙土。抖音网民“现场当事人”为视频配文“不是有一个新闻说踩了一脚,要用六十年恢复,我们几个不知道踩了好多脚,我还弄了沙子”。此后,该网友再传视频,配文“重要的是发两遍,我们去的后山不用给门票,比给门票的还要好看”。

其三,加大网贷业经营和监管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使网贷业经营成本因逃废债务而加大,经营盈利能力下降,正常经营难以为继;同时也使清理整顿的结果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会延缓对整个网贷业监管政策的出台,从而会抑制网贷业的正常发展。

经走访调查,民警查明“有人要跳楼”这一警情不实,并找到了谎报警情的男子周某,并于第二天上午在周某住处将其抓获。

大北照相馆董事长汪东儒告诉北青报记者,拍摄全家福一直都是老北京的传统,这种传统从春节前一周持续到正月十五。大北照相馆为了能满足市民的拍摄需求,四个门店的80多名摄影师全部停休,图片制作部也加班加点地赶制全家福,所有人的付出都是为了帮市民守住老传统,留下幸福的回忆。

另外,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主席罗伯特·萨姆沃尔特告诉记者,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失事客机的初步报告“非常彻底,做得很好”。

中新网自贡7月23日电 “与从未谋面的‘女友’恋爱近一年,稀里糊涂先后向对方转账70余次,累计金额近30万元。”记者23日获悉,四川自贡高新区警方日前在“夏安”专项行动中,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

毕殿龙认为,蔡英文选前发誓是要做台湾的全民领袖的,她有当选之后结束族群撕裂,蓝绿恶斗的愿望,有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承诺,有将台湾经济带出低谷的雄心等等。蔡英文勾画的种种诱人前景,尽管当时并没有给出多少具体的东西。但是台湾600多万民众相信了她。按照政党轮替的规则,她自从上任那一天起,她就不是哪个政党或团体的领袖:投她票和没有投她票的,她都需要为他们负起领袖的责任。两岸关系尽管选前几经她和她的团队淡化,规避。但马上发现,她上任之后迈开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两岸关系。

《丛书集成初编》据《函海》排印的《通俗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

龙榆生辑《唐宋名家词选》(开明书店1938年第三版)

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王伯祥与顾颉刚既是苏州同乡,又是多年挚友,顾氏还曾向他详细介绍过整理《古今伪书考》以及编辑《辨伪丛刊》的设想(参见顾颉刚1921年6月9日《致王伯祥》,收入《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可他对古史辨派矫枉过正的流弊却毫不假以辞色。他后来与周振甫合撰《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亚细亚书局,1935年),在第八章《晚近思潮》中也提到过古史辨派,虽然肯定“顾氏一派的疑古是重在求真,方法既益趋精密,又没有尊圣的主见和其他作用,所以收获也比较多了”,但仍强调古史辨派“不过是继承清儒的途径而有新的创获,还算不得一时的学术思潮”,对其评价多有保留。尽管就学术的发展演进而言,王伯祥无疑低估了古史辨派应有的作用和地位,但从中恰恰彰显出他不徇私情、和而不同的治学风范。

作者还曾感染肝炎住院治疗,随身携带《万历野获编》《霞外攟屑》和《茶余客话》,“得昕夕展阅,稍纾郁结”,孰料出院时随身物品均需高温蒸烘消毒,三者遂不免“色变缩绉,顿失初型”,“倍见敝旧”。尽管这些书籍原先或是“扉页倒装”,或是“窳劣印品”,并不足珍视,可在他看来,“止因随予萍转,且亦小经沧桑,乃有一段香火情耳”,仍有难以割舍的眷眷之情。这些偶尔发生在访求购藏中的小插曲着墨不多却生气淋漓,格外引人入胜,尤其是有着同样癖好的爱书人,想必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切感受。

王伯祥在晚年接受好友陈乃乾的建议,陆续将平生所撰藏书题记抄录成册,裒辑为《庋榢偶识》正、续编。这些聊供排愁遣闷的题记起初零星刊布于《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而整部书稿则深藏箧中三十余年才得以整理出版(中华书局,2008年)。尽管全书编次未依部类而略显芜杂,不少内容也只是信笔漫谈而未予深究,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坦言的那样,“予喜涂抹,每获一书,辄摩挲数四,然后入架,偶有所感,随笔著数语,亦仅识得书岁月及当时情境而止”,加之书籍插架凌乱无序,“不复能排次时日,略识先后,只得随检随抄,以俟后之人编次焉”。不过在随意披览之际,却令人颇感兴味。

王笛:我觉得有两种原因。一是到美国以后的学术训练,在美国的学术训练是多学科的交叉。而且,我读博的时候就开始研读新文化史的著作。西方历史学、语言学的转向是80年代以后,从社会科学向人文的转向,对我有一定的影响。《街头文化》和《跨出封闭的世界》,风格是大大不一样的。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里,光是统计表就有200多个,一切都要把它转化为数字说话;但在《街头文化》里,一个表都没有,从数字转向了历史叙事。

在笔记中还记载着,东条12月7日晚间在首相官邸召见汤泽并告知他,“已经决定开战”并转述与昭和天皇的汇报过程。东条说,“他一旦作出决定后镇定自若不动摇”、“(听取汇报后)出声应允,与平时无异”、“若是还记挂与英美谈判就可能产生阴影,但他并没有那样”。

作者身丁乱世,辛勤积聚的藏书也曾遭厄散失,但这并不能磨灭继续购藏的热情。他有一部《韩诗外传》在淞沪抗战期间付诸劫火,幸亏没过几年,“商务印书馆设廉价部,将旧存底货贬值斥卖,往往有绝版旧籍错列其间。一日清晨偶过之(时稍晏即顾客盈门,徘徊拥塞,无从插足),瞥见此本,标价仅六分,予喜旧帙之重遇,因购以归”,非但有故友失散再度重逢的惊喜,而且有眼皮底下廉值捡漏的意外,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更是让人悲辛交集。

另如陈友琴编选的《清人绝句选》(开明书店,1935年),王伯祥特意指出,“书名‘清绝’,语意双关,予颇赏之,为校印焉。然二十余年以还,迄未晤其人,及任北大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友琴亦来所同事,一见相契如旧识。以是过从较密,时与赏析,缘在此书”。该书原有查猛济的序言,仅泛泛称道此书“集清绝之大成,为词林之韶濩”;另有叶圣陶的序言,也只是强调“所选有四百家光景,清代的重要诗人差不多都在这里露脸。我们取来讽读,就好比跟一代的诗人促膝谈心”。读了王伯祥的题记,才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书名暗喻时事而别具深意;至于编辑和作者因书结缘而又平淡如水的交谊,更是让后人歆慕神往不已。

而说到美景,邹凯推荐的非常有特色——泸州奥林匹克体育公园。这里不仅有泸州最大的体育场,还是当地市民锻炼、休息的好地方,“当然,很多建筑上有关于奥林匹克的历史故事、关于体育运动的知识,当然,那里还有我的雕像!”

王伯祥《庋榢偶识》(中华书局2008年)

对学林风气的递嬗迁变,王伯祥有时也直言不讳,不失耿直狷介的本色。他曾抄录清人姚际恒的《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及《续收书画奇物记》,盛赞“自非好古敏以求之,曷克臻此”,对姚氏著述在近代的遭际则深予慨叹,“其鉴古之名竟为其名著《古今伪书考》所掩,莘莘之士,颇有不知其为收藏名家而称道其《伪书考》不绝口者”,甚至认为《古今伪书考》的暴得大名反而导致了不良的学术风气,“及姚书一出,罗列古来赫赫名著,概斥为伪”,“从此可以不究内容,肆意斥责,而人亦不敢致其诘难矣。此风一扇,每下愈况,逮近人《古史辨》出,更一切否定,而古籍之足用者星凤不若焉”,矛头竟然直指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

27日,五位成员在粉丝俱乐部网站内上传了视频,发表了活动终止的消息,并分别发表了感言。队长大野智表示,“经过团员全体多次商议,岚团将在2020年终止活动,五人将各奔前程。”

顾颉刚校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朴社1929年)

邓超其实也很怕孙俪,在孙俪上跑男的那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邓超在家里,其实真的没什么地位!

《古今伪书考》在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兴起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顾颉刚曾整理校点此书,作为《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29年)付梓出版,在序言中就藉此追溯过自己的思想渊源:“我现在已成了一个埋头故纸堆中的人了。这个嗜好的养成自有多方面的诱导,但在这许多诱导之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便是这本小书——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大力表彰其学术史意义:“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一个名目,敢于把以前人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受一个猛烈的打击,觉得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价值,而在它所给予学术界的影响。”流风所及,即便是学术旨趣与古史辨派不尽相同的学者,对此书也不敢稍有怠慢轻忽。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大东书局,1928年)的《自序》中就说,“顷见姚氏此书,大为流行,各大学、各高三中学,咸油印发布,莘莘学子,几于人手一编”,又提到“在琉璃厂书肆,睹有新出版书题名《古今伪书考释》者,亦多空衍姚氏之说,无所规正”,他由此甘为“姚氏之争友”,“略据诸家考订,暨平素心得”,编为教本用于讲授,足见顾颉刚所推崇的“它所给予学术界的影响”并无丝毫夸饰。

周予同选注《汉学师承记》(商务印书馆1933年)

陈乃乾在1956年调至北京主持古籍出版社的影印业务,而清抄本《奕庆藏书楼书目》正收藏于北京图书馆,想来正是借助近水楼台之便才得以比勘察验。他应该还把查勘的结果告知过古典文学出版社,因为后者在当年六月特意印制过一份《关于〈鸣野山房书目〉的说明》夹在未售出的书中,承认自己的过失:“我社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清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一种,系根据前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旧钞本加以整理付印。出版以后,发现这一书目的内容,完全与明末清初的山阴藏书家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书目》相同。燕京所藏旧钞本题名《鸣野山房书目》,并冠以沈复粲墓表等,实系张冠李戴,我社初未发现,以讹传讹,造成错误。”在此之后,钱亚新的《祁理孙与〈奕庆藏书楼书目〉》(载《图书馆工作》1978年第4期)也指正过《鸣野山房书目》的题名错误,并详细考订了祁氏的生平著述;武作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收入《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中华书局,1982年)虽然著录了“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在小注里同样指出“此书实即祁氏《奕庆楼藏书目录》”,也许都曾受到出版社那则声明的启发。

陈友琴编《清人绝句选》(开明书店1935年)

资料图:金庸。图片来源:东方IC 版权作品 请勿转载

安迅思行业分析师邓舜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油价是所有能源之“锚”,国际油价的持续下跌对其代替产品相关行业形成利空,不利于煤炭及新能源等的估值拉升。油价下跌后,其他工业品原材料的成本价格也会降低,与石油化工有着较高依存度的纺织服装行业的成本也会相应下降。

如此心血来潮的经历在他的访书生涯中屡见不鲜,有一部《经韵集字析解》,“其书取《十三经》《佩文韵府》及《拾遗》所赅不同字体,依《康熙字典》编次,略加诠释。在当时实足为家塾读书之一助”,然而时过境迁,这类兔园册子性质的字书早就不敷实用,可是他“偶过蟫隐庐见此,悦其刻书之岁适先于予生六十年,同为庚寅,遂购而归”,仅仅因为刻书时间比自己出生早了一甲子,就兴冲冲地买下作为纪念。为了一部心仪投缘的书,有些人总能搜肠刮肚找到合适的理由,即便在旁人看来会有多么荒唐无稽。

不过与此同时,最初的误判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传播。潘景郑曾将历年所撰题跋汇为《著砚楼书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其中已经率先收入《鸣野山房书目序》,介绍自己整理校订的经过。此事尚发生在真相大白以前,自然情有可原,不必求全责备。但此后《著砚楼书跋》又影印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甚至增订为《著砚楼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两者都因循旧规收入了那篇《鸣野山房书目序》,而未作任何编辑说明以提醒读者。这就很容易导致谬种流传,比如来新夏主编的《清代目录提要》(齐鲁书社,1997年),自称所收各书“非清代目录之全部,而系清代目录中较完整、较优秀者”,在沈复粲名下便著录了《鸣野山房书目》,并据潘氏序言介绍相关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利用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影印过一批书目题跋,“原版各册前之出版说明、序等均予保留”(《〈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出版说明》),此书依然署作“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毫无疑问都没有注意原出版社采取过的补救措施以及其他学者所做的考辨补正,其初衷虽然在于为学者提供便利,但以讹传讹则难免多有误导。

关晓彤献唱充满正能量。

翟灏所撰《通俗编》除了有翟氏本人无不宜斋所刊三十八卷本以外,另有李调元刊刻的《函海》本。只是《函海》这部大型丛书屡经重刻,不仅历次所收著述总量有所增减,而且某一种著述的内容也会有所出入(参见邓长风《〈函海〉的版本及其编者李调元——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札记之五》,收入《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所收《通俗编》就先后有十五卷本和二十五卷本的差别,而两者都遭到过大量删改。更有甚者,李调元在编刻《函海》时还暗挟私心,夹带私货,不仅把自撰《剧话》的部分内容掺杂进《通俗编》中,甚至还将《通俗编》的诸多条目攘为己有(参见颜春峰《〈通俗编〉版本考略》,载《语言研究》2012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至1937年期间编辑出版《丛书集成初编》,在《凡例》中宣称“初编丛书百部之选择标准,以实用与罕见为主;前者为适应要需,后者为流传孤本”,其中就包括《函海》在内。未经李调元改窜的无不宜斋本《通俗编》里并无《剧话》和《弄谱》,王伯祥所见混杂了两书的《通俗编》,应该正是出自《丛书集成初编》中所排印的《函海》本。尽管他据此误以为《弄谱》并非李调元所撰,并为自己的“粗心失检,浪费楮墨”而懊恼不已,可依然提供了重要线索,足以证明《函海》并不可靠。商务印书馆在1958年再次编辑出版《通俗编》,就舍弃了《丛书集成初编》中早就有的《函海》本,转而依据无不宜斋本标点排印,或许就听取过王伯祥的建议。

据了解,成都市中心城区目前共有巡游出租汽车近15000辆,从业人员近4万人,年客运总量3亿多人次。

类似的匡正订误还有不少,比如在谈到由潘景郑校订的《鸣野山房书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时,王伯祥写了大段辨伪文字,一方面指出“此目即清初祁理荪(孙)《奕庆楼藏书目》,向无传本,民初湖州人沈韵斋从藏家钞出,伪署沈复粲鸣野山房之名,经由来青阁杨寿祺之手售出”,揭露此书实由书贾假冒伪托;另一方面则对校订者的疏忽失察深感意外,“潘景郑号为知书者,亦堕其套中,为之录校,古典社遂印以行世”,言外颇有叹惋之意;最后则交待此事得以澄清应当归功于陈乃乾的发现,“乃乾洞悉原委,为发其复,事以大白,否则真书伪署,张冠李戴,祁、沈两伤,不且冤沉千古乎?”

该公司3月6日复牌时,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曾向达华智能发出关注函,要求其在3月9日前披露此次重组标的、交易对象、具体进展情况等相关信息。达华智能并未如期进行披露,将回复时间延期至不晚于3月13日。

据青海省地震台网测定:2017年12月15日2时54分(北京时间),在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东经101.87度、北纬35.13度)发生M4.9级地震。

今年九月,沃尔沃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布了一款自动驾驶概念车——沃尔沃360c。

旧题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王伯祥在序言中自谦所撰题记“未能于书旨有所发明及详究版本之异同”,不过有些内容其实颇值借鉴参酌,不容轻慢视之。他抄录过清人李调元(字雨村)的《弄谱》,待装订成册后题写道:“雨村有《诗话》《赋话》《词话》《曲话》(人称雨村四话),见所刻《函海》中,别有《剧话》及此谱,单刊印行,传本极稀。……因假钞一通,以为翫赏。”然而没过几天他就发现此书颇存蹊跷,“偶翻仁和翟晴江(灏)《通俗编》,见其十九、二十两卷即《剧话》,廿一、廿二两卷即《弄谱》”,由此推测或许是书贾震于李调元的名声,“故从所刻《函海》中割取此四卷,模其版式,窜名刻印以射利耶?”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又仔细翻检李调元的《童山文集》,发现“《剧话》、《弄谱》二序赫然在焉。予据钞之本,亦正各冠此序”,于是又修正了先前的判断,“因疑雨村或先得翟稿,即窜己名刻之,其后刻《通俗编》入《函海》,遂寝此不行。故《函海》收雨村四话外,无此二种,惟集中两序刊除未尽,致留此话柄耳”。

王伯祥毕生从事文史编校撰著,对古籍整理中诸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乱象自然难以容忍。在批评整理本《天府广记》的标校失误时,他就毫不讳言:“迩来坊间重印古籍,多经参校整理,甚或蒐录有关资料,附缀书后,用备稽核。所谓加工生活,自是佳象。顾标点符号,往往忽诸,竟有毫末之差而谬以千里者。”还借题发挥道:“予向谓不明古籍真谛而滥施标点,贻害较白文更大,盖白文流传,尚可使读者玩索自得,即有舛错,亦可供学人思适之资,一加标点,即隐示准则,浅人凭以体会,不免导入迷途,识者获此,徒滋笑柄。又何苦而为此徒费精神于无用之地之事哉。”在纠正排印本《羯鼓录》的句读错谬时,他又忍不住评议说:“近人尊视标点,重于本旨,一似不加标点,此书即无人能读者。顾又轻忽从事,漫不经心,毫厘千里,往往而是。”对此类本末倒置、逞臆妄为的行为深恶痛绝,这番良苦用心确实值得后人时存儆惕,并引以为戒。只是《庋榢偶识》自身的整理编校也多有舛错讹谬,如误《经籍籑诂》为“经籍纂诂”,误《金驼稡编》为“金驼粹编”,误《墨子间诂》为“墨子闲诂”,标点的错误脱漏更是不一而足,虽说情有可原且瑕不掩瑜,还是让人在掩卷之余难免有些怅然。

4日,安哥拉南部一列维修列车与一列货运列车迎面相撞,造成至少17人死亡、12人受伤。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证实,死者中包括两名从事铁路维护工作的中国公民。当地铁路局官员说,由于铁路调度人员失误,维修列车进入了货车轨道。铁路局将在公布调查结果后,处理相关责任人。

由于九寨沟目前仍处于灾后重建时期,景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四川省发改委表示,在其恢复重建期间,门票由景区管理局根据实际开放程度按不超过上述门票价格的原则自行确定实际执行价。

王伯祥早年相继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担任编辑,晚年又出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因而对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情况相当熟悉,题记中载录的许多逸闻旧事都颇资谈助。在述及所藏《汉学师承记》时,他回忆起“傭书涵芬楼时,同事友人周予同假去参校”,并迻录了周氏为此所撰的题识,其中也提到“十九年,为商馆编注江藩《汉学师承记》。承伯祥兄惠借校经山房单行本,以与各本校雠”。周予同选注的《汉学师承记》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序言》中胪列该书各种单行本,首当其冲的就是校经山房重刻本;《凡例》中也明确交待,“本书依‘序言’中所举各本校勘,以求正是”,这项工作显然离不开王伯祥的慷慨无私。周氏此前撰有《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载1928年《民铎》第九卷第一号,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文中发愿“我将献身于经学史的撰著”,“我热望着我的环境与学力能够允许我,而同时热望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得到几位学术上的伴侣”。选注《汉学师承记》正是他庞大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王伯祥则完全称得上是他所热切期盼的“学术上的伴侣”。

临汾市将于5月27日主办2018中国·临汾“尧王杯”国际马拉松赛,旨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力2018年全省旅发大会和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以及打造十大“尧王杯”体育赛事。

比如开卷第一篇说起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购自棋盘街文明书局,照价无折。本馆近在咫尺,未由入视”,“遂使邻店居奇(馆例同人购用,得享七折优待),亦可笑也”。作者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任职,然而为了这部亟需参考的工具书,居然不愿再稍事观望比较,甚至放弃了照例可以享受的优厚折扣。在略带自嘲调侃的口吻中,这份书生痴气显得尤为可爱。

前排右王伯祥,左顾颉刚;后排右俞平伯,中章元善,左叶圣陶。

乐高农场项目寓教于乐

陈氏早年在上海开设过古书流通处和中国书店,深悉旧书业的种种内幕,在《上海书林梦忆录》(连载于1943年《古今》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期,收入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中就揭穿过一些作伪伎俩,并说:“各书店之尝造伪钞本及拥有伪藏印者甚多,余不愿发其覆。所以记此二事者,以见书之能销与否,及业书者之能获利与否,皆不可以常理测也。”已经明言书贾弄虚作假意在牟取暴利,因此所用手段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在《读书识小录》(收入《陈乃乾文集》)中,他还提到另一部《上善堂书目》:“民国初年,吴兴沈韵斋毅寓居苏州,于灵芬阁书肆乱纸堆中,检得此稿,涂乙不可辨,为之排比,缮成清本。……余于此目,虽钞自韵斋,未敢深信其传授有自也。”可见他和沈氏早就打过交道,对其经手整理的文献是否真实可信也多存疑虑。

现场,武汉开发区与中金资本、光大控股、中信金石以及清科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签定战略合作协议。武汉经开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子基金的签约,签约基金总规模达到75. 5亿,聚焦方向包括: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汽车轻量化、工业自动化、车联网、共享出行、以及汽车后市场、人工智能、物联网相关产业链、智慧新能源与节能相关产业链等。

从商务转至开明后,王伯祥也经手过不少名家著述,对此常有论列阐发。比如他评说龙榆生辑录的《唐宋名家词选》(开明书店,1938年第三版),“全依彊村之说,末附元遗山词,尤见托迹先朝之微意”,而时隔多年以后,“一九五六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为重印此选,已多所增删”。开明旧版曾依据朱孝臧校刻的《彊村丛书》辑录过金人元好问的词作,可此举显然与“唐宋名家”的称呼名实不副。龙氏在重印时做过大幅度删改增订,但新版《后记》对此语焉不详,并未交代具体内容及相关原因。王伯祥的题记倒是提醒读者留意,旧版选录元氏词作也许另有婉曲深意寄托其中。

从今年的保险业务收入来看,上海人寿的经营状况也不乐观。数据显示,上海人寿前三季度保险业务收入共计49.6亿元,同比下降18%。其中,第一季度保险业务收入27.2亿元,第二季度骤降为9.9亿元,第三季度略有提升,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2.4亿元。